编辑的名字

有一家在文学界很有影响的报纸，新近发了一则由该报记者采写的引人注目的报道：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与一批颇具实力的青年作家签约，并尽力为他们宣传、包装，使他们在今后几年内成为有影响、有市场的畅销书作家。列入首批签约名单的青年作家是柳建伟、赵德发、阿来、邓贤和王跃文。在文学图书市场不甚景气的时刻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一“旨在培养优秀畅销书作家”的新举措，无疑是独具战略眼光的，作为同行，对此我不能不感到钦佩。

然而，这则报道所披露的人文社两位编辑家，却名不见经传。一位副总编叫“高行军”，另一位负责人叫“何启志”。我不禁愣了，细一想，“高行军”分明是高贤均之误，而“何启志”想必指的是何启治。一则千把字的报道，居然把接受采访的两位副总编辑的名字全都搞错了（而那五位青年作家的名字却一个也没有错），这怎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和悲哀呢？

应该说，何启治和高贤均在文学界是有相当知名度的。我随手从书柜中找出获茅盾文学奖的《白鹿原》，版权页上分明印着责任编辑的名字：刘会军、高贤均、何启治。人文社在编辑出版当代优秀长篇小说方面的业绩，可以说是任何一家兄弟出版社都难以企及的。我没有顾及再去查阅何启治、高贤均还担任过哪些名著的责任编辑，但在我的印象中，单是获大奖的作品，他俩都不只是参与编辑了一部两部。那么，文学出版界这样两位有功之臣，他们的名字何以无端地被误作“何启志”、“高行军”了呢？这决非是校对时发生的疏漏，恐怕是该报的记者以至有关负责人只把目光盯住了那些青年作家，而对为培养青年作家付出了大量心血的资深编辑，却缺少应有的尊重与了解吧？

编辑这个行当，一向被认为是“为他人作嫁”。记得在五六十年代，出版物上是找不到责任编辑的名字的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虽说每本新书上都印上了责任编辑的名字，但一本好书的出版，以至产生轰动效应，人们往往只记住作者的名字，而不在意其责任编辑是何许人。但一旦哪本书出了什么偏差，挨了批评，站出来承担责任、反复检讨以至领受处分的，却首先是责任编辑。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要在“编辑”前加上“责任”二字的原由所在吧？在这个问题上，作为一个文学编辑，我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：编了好书，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，一切归功于作者，我不想借一丁点儿光。尽管有的书稿在编辑、策划以至宣传、包装过程中，自己花了很大的气力，甚至是发挥了一种起死回生的作用，那也只是尽到了一个编辑应尽的责任，出名得利依旧属于作者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有良心的作者会感激你，记住你的名字，甚至终生把你尊为老师；但有的作者一旦发迹，兴许就把你忘个一干二净，那你也不必黯然神伤，更不要去揭人家“穿开裆裤”时的水平如何如何……